20世纪30年代，中华民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困苦。在外，列强因全球经济危机加剧了对我国的掠夺，令中国的农工商业陷入严重困境；日本也乘机侵占了我国东北。国内则频繁遭遇西北旱灾及其他灾难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作者从上海来到西安，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吸食鸦片；市场上钱币不断贬值，物价飞涨，最终官商操控背后，赚得盆满钵满；街头巷尾的灾民无处可去，饥饿与寒冷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；工业几乎为空，黄土高原上的人们依然住在古老的窑洞里。西安的贫困与落后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力与沉痛。
在那个年代，贫困的景象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记忆，然而这些艰难的岁月却是我们祖辈亲身经历的苦楚。除了妓女，这时最为显著的就是鸦片，它几乎成了近代的“国粹”。在西安，吸食鸦片的人几乎无处不在，家家户户都有烟枪。即便是苦力，也不能免除这一习惯，至少每家都有一个。即便是官宦之家，老爷、太太、少爷、少奶奶们每人手里也必定有一根或两根烟枪。除了部分教师与学生外，无论高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，几乎每个人都少不了这“国粹”。当我初次走在街上时，看到的都是面色枯黄、无神的面孔，这种景象让人不禁怀疑，自己是否走进了鬼域。
展开剩余78%春节前夕，西安市面并无太多特色，唯一的变化是省币贬值，物价高涨。陕西铸造的银元，因其质地较硬，人们称之为“钢板”，但在潼关买车票时，它却无法使用。若不幸带到河南或山西，遇到军警检查，甚至可能因涉嫌伪造货币而遭受惩罚。然而在陕西境内，这种银元却是流通无阻，市场上求之不得。
最常见的货币是省银行的纸币，这种纸币的价值波动很大，价格时常上下浮动。最高时能值9角5分，最低时仅有6角。许多人将家中祖传的衣物箱卖掉，仅换回几角钱，听闻因此投井自杀的事件屡屡发生。
然而在这危机四伏的年代，总有一些人趁机发财。几位大钱商与财政当局通过操控纸币的涨跌，赚取了可观的利润。这些财界巨人的名字几乎成了当时百姓口中的“罪人”。西北一贫如洗，省债无法偿还，公债也无望发行，外债更是没有可能。而今年，鸦片这个“黑土”再次起到了财政来源的作用，若再不想办法捞上一笔，真不知如何面对。
从今年春天起，西安市区的面貌变得格外惨淡。不断增加的灾民，涌入大街小巷，年老的、年轻的、男的女的，形形色色，无一例外都穿得破烂不堪，面容青黄，气息微弱。人们忍不住惊叹，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一同死去，而是偏偏要在每天死去十几人的情况下等待轮到自己的那一刻。
我停下笔，沉默了三分钟。此时我所描述的西安，充斥着鸦片、妓女、贪官、纸币、灾民等一切不幸的景象。难道在西安就没有一丝现代化的气息吗？我曾在西安追寻过一些现代的迹象，然而最终无功而返。尽管我见过汽车疾驰而过，扬起的黄土让人无法视物；见过穿着旗袍、皮鞋的女士，硬领西装的男士；见过好莱坞影星那种肉感的香艳形象；但除此之外，我竟然连一台织袜机或织布机都没见到！
某天，我偶然走进一条较为僻静的街巷，发现了一座城堡式的建筑，里面传来轧轧的机器声。我心中一喜，心想：“终于，资本主义的气息传到了西北！”然而，当我问当地的老人时，才得知这是一个修械所，或有人称之为兵工厂。原来，这些机器并非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，而是为了国难当头、团结抗敌。马二（即冯玉祥）先生从河南败退关内后，把一部分设备转移到西安，平时工人们在这里制造或修理装备，最近更因战时需求，机器声变得更为频繁。
西安还保存着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——马二先生的“红城”，如今改名为“新城”。据说，数年前，马二先生曾在南口一役中弃甲曳兵，逃亡至莫斯科，作为“工人子弟”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。回到西安后，他将省府所在地的土城命名为“红城”，并在大门外涂上了大约一丈宽的红色。至今仍能看到那些粉刷后的痕迹。
当时，有一位策士建议马二先生将整个城墙都涂成红色，但马二却婉拒了，他认为红色已经不再新鲜，而且涂得太贵。另一个策士提出一个更为节俭的建议——让所有士兵将他们杀掉的青年的血液收集起来，涂在城墙上，这样既不费钱又能涂得真正的红色。马二先生听后一笑，并没有再回应此事。或许，他也觉察到了这种方法的腥臭味，最终没有人再提起这个建议。
时至今日，关于中国国粹的讨论仍在继续，但很多人对于这一话题的理解却存在偏差，常常牛头不对马嘴。近几年，许多人谈论国粹，然而在我此次西北之行中，我却找到了一个真正的“国粹”——那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西北留下的“穴居”文化。通过这些体验，我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财富牛配资-杠杆配资炒股-网上炒股开户-三倍杠杆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